斯洛文尼亚道教太和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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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ktor SDT, Jure Čeh Daozhang | 2026年11月21日

论差异、宽容与仇恨

Rektorjeva beseda

在斯洛文尼亚道教太和宫,我们把探究问题、交流思想看作共同生活的重要部分。思考可以始于研读典籍、做研究或参加有组织的聚会,也常常始于彼此的交谈和通信,始于我们提出的问题,以及由此交流的不同见解。

我们欢迎这样的通信。它让我们得以从不同角度重新审视一些话题,有时还会引出独自思考时也许不会提出的问题。正是这样的一次交谈,促使我思考道家如何看待思想上的不宽容、对异见的包容,以及对持异见者的仇恨。

其间,经与我交谈的那位女士推荐,我也读了 Komelj 的短篇《Svetnikove solze》。Miklavž Komelj 以渊博的学识切入主题,行文铺陈繁富,意蕴层叠,情节的起伏也极富感染力。我自己读这篇短作,却颇有几分堂吉诃德式的眼光,把它看作一个立足于史实的故事,讲的是中世纪神学所倚赖的亚里士多德—托勒密地心宇宙观如何走向衰落。罗伯托·贝拉尔米诺是这场转变中的悲剧人物。早在哥白尼的著作 *De revolutionibus orbium coelestium, libri VI*(1543年)问世后,他就已隐约察觉到这场转变。哥白尼开始动摇亚里士多德—托勒密宇宙观的根基,而贝拉尔米诺所属的那一代人必须面对由此而来的后果。在对焦尔达诺·布鲁诺的审判中,他是审查布鲁诺的学说并提出神学异议的神学家之一。他参与的这场审判最终判定布鲁诺有罪,并将他移交世俗当局。1600年,布鲁诺被处以火刑。贝拉尔米诺于1621年去世,1930年获天主教会封圣。

因此,我对《Svetnikove solze》有另一种读法。我从中读到一个人的疑虑与煎熬,也读到他或许怀有的负疚感,因为他曾参与一场最终导致多明我会修士焦尔达诺·布鲁诺被处死的审判。伽利略·伽利莱原本也可能步布鲁诺的后尘。1616年,贝拉尔米诺参与了与哥白尼学说有关的审理,并向伽利略出具证明,说明当时教会当局对他采取了哪些措施。宗教裁判所第二次对伽利略作出判决,已是1633年6月22日,距贝拉尔米诺去世已逾十年。直到1820年,朱塞佩·塞特莱的著作获准付印,天主教会对哥白尼学说的争论才在制度层面告一段落。1992年,若望·保禄二世曾专门论及这一历史问题。故事中还有一些值得留意的细节。伽利略晚年确实双目失明。1637年,他的视力开始急剧衰退,到年底已近乎全盲。1638年,宗教裁判所报告了他双目失明、健康状况不佳的情况。

*Vrt brez vzhoda* 的着眼点有所不同。它关注的是持异见者遭受残酷对待的事实,而非历史事件引起的情绪反应。写作时,我有意避免直接作价值判断,避免说教,也避免告诉读者该如何理解某一历史事件、某个人物或某种行为。尤其是写到暴力、宗教上的不宽容、对持异见者的迫害,以及历史上的种种残酷行径时,我通常只愿交代当时的情境,陈述事实,让事实本身的分量显现出来。

所以,有些地方,只要叙事并非一定需要,我就不点出人物的姓名。比如,我用“观星人”来暗指伽利略。我也不额外说明,历史上谁站在“正确”的一边,谁站在“错误”的一边。贝拉尔米诺以一位身着绯红长袍的男子的形象出场,写他时,我没有预先评断他的历史角色。有判断力的读者可以自行梳理事件之间的联系,形成自己的评价。这也是我说这本书有多个层次的原因。这一点与《Vrt brez vzhoda》这部作品的性质有关。我写的不是历史专论、论战文章或道德论说,而是一部文学与哲学交织的作品。不同的历史、宗教和哲学经验在书中相遇,没有一种预设的解释可以统摄一切。

论思想上的不宽容

有一次交谈,谈到的正是这个问题:中国早期思想和道家典籍,究竟如何看待思想上的不宽容,以及对持异见者的敌意?

这也是《Vrt brez vzhoda》留给读者的基本问题之一。书中很少从理论上讨论思想上的不宽容,更多的是通过具体的历史事例,让人看到在怎样的社会氛围中,容不得不同想法竟成了天经地义的事。书中跨越不同的时代和环境来触及这个问题,写到希帕蒂娅在当时亚历山大城的社会氛围中遇害,写到焦尔达诺·布鲁诺被处以火刑、伽利略·伽利莱的见解在当时的宗教和社会环境中遭到否定,也写到巴鲁赫·斯宾诺莎受到赫雷姆处分,即被逐出阿姆斯特丹的犹太社群,以及卡尔·雅斯贝尔斯因为妻子格特鲁德·迈耶是犹太人,在海德堡大学被禁止任教并遭解聘。

这些事例彼此差异很大,我也无意将它们等同起来。恰恰相反,我想了解的是,同一种反应为何会在不同的历史、宗教和社会环境中反复出现:一个人的想法、信念,乃至他的存在本身,一旦有别于他人,某个群体便觉得必须排斥他、让他噤声,或将他清除。我所说的并不只属于历史。这种反应至今依然存在,在今天的欧洲也能见到。即使在欧盟内部,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人因为自己的立场、公开发表的言论或不同的见解,开始被贴上标签、遭到排斥或被人诋毁。Glenn Diesen、Ghassan Hage、弗朗切斯卡·阿尔巴内塞、Beti Hohler、Jacques Baud、Tomaž Mastnak 等人的例子之所以引起我的关注,正因为他们把这个问题从历史带回了我们自己的时代。我关心的并非我们是否赞同某个人的立场,而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当意见不同本身就开始成为排斥一个人的理由,社会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如果把问题问得再宽一些:中国早期思想家及其学说,究竟如何看待思想上的不宽容,以及对持异见者的敌意?

在我看来,道家没有专门论述今天所谓“宽容”的学说,但它以另一种方式谈到了这个问题。《道德经》第六十七章提出“三宝”,将它们视为人可以涵养的品德:

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

“我有三件珍宝,始终持守、珍惜它们:第一是慈悲(cí 慈),第二是俭朴、节制(jiǎn 儉),第三是不自以为应当居天下人之先(bù gǎn wéi tiānxià xiān 不敢為天下先)。”

《道德经》没有直接说“要宽容持不同意见的人”。它提出的是一种对待自己和他人的态度。持这样的态度,人就不大容易生出支配他人的念头。 

下文接着说:

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人正因有慈悲之心,才能勇敢;正因懂得俭朴,才能待人宽厚;因为不自以为应当居天下人之先,才能赢得信任。”

我觉得,最后这一点对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尤为重要。如果一个人不把自己当作衡量一切的尺度,也不要求占据某种地位,好替别人决定该如何思考、如何生活、信奉什么,那么,有一种不宽容就较难滋长:先认定与自己不同的人错了,继而觉得这个人不受欢迎,最后认为非把他清除不可。

庄子有一个重要的洞见:人通常觉得自己的看法理所当然是对的。一旦把自己的“shì 是”,也就是“事情就是这样”,当作普遍的尺度,又在它的对面立一个“fēi 非”,也就是“事情不是这样”,人便容易陷入无休止的分别,不断肯定自己、否定他人。庄子并不简单地判定哪一方正确,而是回过头来追问:我们的判断本身究竟是怎么回事?

因此,我觉得《Qíwù lùn 齊物論》一篇与这个问题尤其相关。它讨论如何平等地看待万物,也讨论看待事物的不同角度。这并不是说一切说法都同样真实,而是提醒我们意识到自身视角的局限。一个人若深信自己掌握了最终的衡量尺度,离断言与自己不同的人是错的、危险的,甚至不配被视为人,也就不远了。

《道德经》的着眼点略有不同。它所关注的,主要是有人先认定某种秩序正确,继而以强力推行它。因此,Wuwei 無為既意味着行事不强求,也意味着放下强制的手段,不再试图把世界和他人塑造成自己认定的模样。

 

从道到外在规范

在《道德经》第三十八章,老子描写了人如何一步步远离道,从内在自发的秩序,转向越来越依赖外在规范和行为准则。他开篇这样说: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上德不以德自居,因而有德;下德执着于德,因而无德。”(德的作用达到最高境界时,并不自觉其为德,因而有德。作用处于较低层次时,反而执着于德,因而无德。)

接着,老子写出了这样的次序:

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失去了道,才讲求品德(德);失去了德,才讲求仁爱(仁);失去了仁,才讲求正义(义);失去了义,才讲求礼仪(礼)。”

这里不只是依次列出几个伦理或社会概念,也是在提醒我们留意一个过程:人与人之间原本自然而直接形成的秩序,逐渐被外在规范和规定好的行为方式所取代。当某种关于德、仁、义或礼的理解变成人人必须遵守的尺度,就可能有人借此确立自己的权威。一个人若能规定什么是有德的、正义的或正确的,他也可能擅自取得另一种权力,决定谁有资格成为群体的一员、谁算异类,谁可以说话、谁必须沉默。到了这一步,外在规范就可能成为操控他人、滥用权力的手段。伦理原则、法律或礼仪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妥。值得追问的是,当它们的外在形式取代了内在实质,成了行使权力的工具,会发生什么?

有意思的是,在这里我们也遇到了“hé 和”,即和谐。道家所说的和谐,并不意味着彼此一样或归于一律。我更认同“hé ér bù tóng 和而不同”这一说法:人虽各不相同,依然可以和谐相处。因此,差异本身并没有问题。问题始于一方要求另一方的不同之处必须消失。

在我看来,这正是道家眼光与意识形态思维之间的根本区别。意识形态往往需要划定界线:谁对谁错,谁属于这个群体,谁不属于,哪些想法可以有,哪些不可以。道家传统对这种把单一视角绝对化的做法深怀疑虑。这并非因为道家持有“自由主义”立场,或者主张现代意义上的言论自由,而是因为它看到,许多冲突的根源之一,正是人对绝对确定性的渴求。

胡适: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

在中国现代思想中,直接探讨容忍问题的是 Hu Shi 胡適(1891—1962)。《Vrt brez vzhoda》谈到容忍之处,也正是他在书中出现的地方。如果说老子让我们得以从更深处理解,为什么不应把自己的尺度强加给他人,那么胡适在〈容忍與自由〉(Róngrěn yǔ zìyóu,容忍与自由)一文中阐发的,就是容忍乃自由之本这一思想。

他写道:

我自己也有「年紀越大,越覺得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的感想。有時我竟覺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沒有容忍,就沒有自由。

“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感受: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有时我甚至觉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

他接着写道:

一切對異端的迫害,一切對「異己」的摧殘,一切宗教自由的禁止,一切思想言論的被壓迫,都由於這一點深信自己是不會錯的心理。

“对异端的一切迫害,对持异见者的一切打压,对宗教自由的一切禁令,对思想和表达自由的一切压制,都源于我们深信自己绝不会错。”

这一想法与我们讨论的问题密切相关。它提醒我们的,不只是要容得下不同意见。胡适还指出,一种深信自己绝不会错的心态,会使人以为自己有权让别人噤声,或将别人排斥在外。自由可以只被看作个人的权利,容忍却还涉及我们如何对待别人。容忍并不要求我们赞同对方,却要求我们承认对方有权与自己不同。

 

论仇恨与受威胁感

说到仇恨,我想再往前一步。对与自己不同的人的仇恨,不只是一种强烈的情绪,它往往始于一种受威胁感。我们开始觉得,差异威胁到自己的身份认同、价值观、归属感,或是自己对世界的理解。于是,我们先认定,在自己想象的世界里,对方就不该存在。一旦这样看待他,他的存在本身仿佛就成了一种威胁,而抹去他的不同之处,在我们看来也就可能有了正当理由。

面对这种反应,道家没有给出政治上的解决办法,却提供了另一种看待问题的方式,也为个人修养留下了可能。庄子或许会先问:当我们深信自己全然正确时,我们自己的眼光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前面提到的《Qíwù lùn 齊物論》中,他指出“shì 是”与“fēi 非”的对立,也就是我们宣称为正确的东西,与我们判为错误而加以拒斥的东西之间的对立。但他的批评并未停留在意见分歧这一层,也触及我们如何对待那些不接受我们尺度的人。当我们宣称自己对善的理解是唯一有效的理解,就可能开始鄙视与自己不同的人,把他视为低人一等,甚至不许他按自己的方式生活。

Karyn Lai 在《Contempt, Withdrawal and Equanimity in the Zhuangzi》(2023年)一文中也指出了这一点。她探讨了庄子对不同哲学立场彼此对立的批评,也讨论了他所批评的敌意与轻蔑:当个人或群体宣称,唯有自己才懂得什么是好的生活,这两种态度便会随之而生。

由此看来,仇恨最初未必以仇恨的面目出现。它往往始于人们感觉自己受到威胁,或是有人煽动这种感觉。接下来,人们便被分成对的和错的、可接纳的和不可接纳的、自己人和外人。一旦这种划分得到当局、机构或群体的支持,它就可能成为排斥、操控他人乃至施加暴力的手段。

这并不意味着道家要求我们接受一切行为,或放弃自己的判断。接纳差异与赞同对方所做的一切,是两回事。接纳差异首先意味着,不能仅仅因为一个人与我们心目中的世界不相符,就否定他作为人的价值,剥夺他生存的权利。

 

在差异中共处

把老子的“三宝”、他对以外在规范取代道的警醒、庄子对僵化分别的批评,以及胡适对容忍的理解放在一起看,我从中读出一个相通之处:人最确信自己正确的时候,恰恰最应当谨慎。

也许,宗教与哲学探究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不断审视自己的理解,追问自己的确信究竟能到哪里为止。

《Vrt brez vzhoda》也触及这些问题。书中把历史上暴力、迫害和排斥的事例放回各自的环境与时代,无意将它们归为一类,也不预先规定读者该如何评价。写这本书的用意,是给读者留下独立思考的空间,而非提供一个唯一正确的答案。

Jure Čeh / 袁微琪 

斯洛文尼亚道教太和宫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