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年后的回访 ——从中国囍华山到亚得里亚海

300年后的回访

——从中国囍华山到亚得里亚海

A Return Visit,Three Hundred Years Later

——From Xihua Mountain, China, to the Adriatic Sea

文[宋崇道1

Song Chongdao

Summary：

In 1739, Augustin Ferdinand von Hallerstein(Chinese name:Liu SongLing), a Slovenian Jesuit, arrived in Beijing and worked for 35 years within China’s Imperial Board of Astronomy, where he would spend the rest of his life far from Slovenia. A central Ljubljana square now honours him, displaying a replica armillary sphere produced by the Beijing Planetarium as a Chinese state gift to Slovenia. Three hundred years on, cultural exchange flows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as the Dao of China reaches Hallerstein’s home country.

Written by Song Chongdao, Daoist abbot of Chongdao Gong on Xihua Mountain (Yichun, Jiangxi), this article portrays monastic daily life at the temple and recounts the author’s exchanges with Master Jure Čeh (Yuan WeiQi), president of the Slovenian Daoist Association, at the Association’s Palace of Supreme Harmony in Koper. In 2023, the two parties signed a friendship accord at Maoshan under the World Federation of Daoism’s East‑West Programme. Ongoing cooperative activities have since taken place: reciprocal visits, Daoist‑music events, lectures on Daoist ethic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cientific symposia and joint research projects.

This paper does not seek religious proselytisation. It proposes that the Dao imposes no doctrinal threshold and demands no change of personal faith. Instead, it invites a shift in human perspectives: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 the individual self, and fellow human beings. The central idea is that the Dao transcends geographical boundaries; genuine human connection can bring people together across vast distances.when hearts connect, people meet.

引    子

1739年，一个36岁的斯洛文尼亚人获准进入北京。

他叫 Augustin Ferdinand von Hallerstein，1703年出生在卢布尔雅那，18岁加入耶稣会。此后他在中国的钦天监工作了35年，直到去世。其中28年，他坐在监正的位置上。

中国人为他取了一个名字：刘松龄。

他做的事，是观测天象、推算历法、制造仪器。1746年起任钦天监监正，一直到1774年病逝于北京。

35年。他再也没有回到卢布尔雅那。

今天的卢布尔雅那，有一座中斯友谊纪念广场，就在斯洛文尼亚共和国档案馆的格鲁伯宫前广场。广场上立着一具玑衡抚辰仪，一比一复制，由北京天文馆制作，作为国礼赠送给斯洛文尼亚人民。原件在北京，用来测量天体，尤其是赤道坐标，从1754年铸成起，用了150多年，直到20世纪初。

一座中国的天文仪器，立在一个斯洛文尼亚城市的广场上。这本身就是一个故事。

我2024年10月到过那个广场。

那天阴天。我们站在广场上，听斯洛文尼亚文化教育部的官员给我们讲刘松龄。他们讲得很熟，像在讲一位自家的先人。他的出生地，他抵达北京的日子，他在钦天监的职位。这些细节，中国的史书里记得简略，他们却记得很细。

广场不大。周围是普通的居民楼，有人推着婴儿车经过，有老人在长椅上晒太阳。那具青铜仪器就立在中间，安静地指着天。

我在想，一个民族要记住一个人三百年前做过的事，需要什么样的理由。

刘松龄没有打过仗，没有留下传世的著作，也没有在故乡建过什么功业。他一生做的事，多数发生在八千公里之外，服务的是一个他成年以后才学会其语言的国家。

可他的故乡记住了他。

我站在那里，心里浮起一个念头。

三百年前，一个斯洛文尼亚青年离开家乡，向东走了八千公里，把西方的天文与历算带进了紫禁城。三百年后，中国的“道”沿着相反的方向，走到了他故乡的海边。

一个人在异乡度过半生，最后埋在那里。他要的未必是宏大之物。他只是顺着自己相信的东西走下去，走到哪里算哪里。

那么，是什么东西，能让人跨越三百年，跨越八千公里？

我想在接下来，试着回答这个问题。

一、住在云上的人

我住的地方，在江西宜春城南的一座山上。山不高，叫“囍华山”。

漫山是翠竹。竹下长着黄精，老辈人叫它神仙的余粮，说是神仙吃剩了留在人间的东西。

半山有一眼泉，终年不涸。当年就是靠这眼泉，才在山上盖起了庙。庙后来成了宫观，殿宇依唐宋规制，一层叠着一层，站在山门前要仰起头看。

它的名字，叫“崇道宫”。

山前常能看见彩虹。常常是两道，并排出来。我们中国人喜欢彩虹，因为它是喜气洋洋的象征。这座宫观也因此多了一个别称：“中国大囍道场”。一个充满快乐、轻松、力量的地方。

每天清晨，云海就在脚下铺开。整座囍华山浮在云上，人站山门，像在天上修仙。

我的一天，通常从早上四点半开始。殿前的灯先亮。值殿的道友起来洒扫，我从丹房出来，走那段石阶。石阶不长，走完正好定一定心。

早课在五点。经声起来的时候，天还没亮。山下的村子偶尔传来一声狗吠，很快又静下去。

早课之后是早饭。粥、咸菜、馒头。有时有面条和米粉。吃过饭各人做各人的事，我回丹房读经、炼丹，或者做学问。

午后常有茶。山上不种茶，茶是从山外带回来的。喝的是那个“坐下来”的意思。

山里的日子是有刻度的，只是那刻度不在日历上。

开春挖笋，那几天全院的人都上山。入夏雨水多，屋瓦要检，沟要清。秋后上山挖黄精，晒一晒，留一部分回去种。采野笋、挖黄精，是山里人的常事。

冬天最短，天黑得早，晚课后大家围炉坐一会儿，各自回房炼丹。

这套节奏一年一轮。十几年下来，人被它养出一种习惯，知道什么事急不得。种下的东西不会因为着急就早出三天，该来的雨也不会提前落下。久了，人心底那些焦躁的东西，会被一点点磨平。

我读过很多年书。管理与心理学，念到博士。2024 年 10 月 31 日，北马其顿斯科普里都市学院（伦敦都市大学 TNE 合作伙伴）还授予我“教育领导学荣誉哲学博士”。同一天，北马其顿欧洲学院（Euro College）聘我为荣誉教授。

俗世里也从过商，之后进了山。常有人问我为什么？

我通常这样答：“书读到后来，会发现有些问题书本答不了。知识再多，也够不着另一些东西。比如一个人怎么与自己相处？怎么与一件无法改变的事相处？怎么在失去之后把日子继续过下去？”

这些问题，道学已经回答了四千多年。

我不愿意把这件事讲成“放下”的故事。放下是结果。真正的原因很朴素：我在这里找到了能用的东西。它很实用！

比如《道德经》里讲“上善若水”。这四个字我年轻时读过，觉得是句漂亮话。在山里住了十几年，才慢慢读出另一层意思。

水往低处走。它不争高处，也就没有从高处跌落的危险。遇到石头就绕开，遇到坑洼就填满，遇到悬崖就变成瀑布。它不与任何东西硬碰，可它也能把石头滴穿。

这个活法看着软，其实极其坚韧。

一个修道者每天面对的问题，与一个现代人每天面对的问题，其实是同一个。怎么在变动里保持安静？怎么在拥挤里留出空间？怎么在不确定中过一种确定的生活？

道学给的从来不是答案。它给的是一种看事情的姿势。

二、庙里发生的事

崇道宫属全真龙门派。

这个道派讲究性命双修，讲究在日用常行里用功。修行不在深山洞府，在扫地、做饭、待人接物里。

所以我不打算介绍宫观的建筑，我想讲的是这里正在发生的事。

清晨五点的经声，是一天之始。道友们诵《早晚功课经》，一字一句，不快不慢。一部经诵下来，天就亮了。

上午是劳作。宫观的日常靠住在这里的道友自己动手，菜自己种，饭自己做，院子自己扫。动手本身就是功课。

午后常有客人来。来的人各种各样。

有住在山下的老人，一个月来几趟，不为求什么，就是走走，坐坐，跟人说说话。她说屋里太安静，心里发慌；庙里有人声，心里踏实。

也有从外地来的年轻人。他们带着很具体的问题来：工作做不下去；关系处不好；夜里睡不着……我通常不答，先请他们喝杯茶，坐一坐。坐上一刻钟，问题常常就自己变小了。

这些年来我慢慢明白，一座庙真正给人的，是一个允许人慢下来的地方。教义则排在很后面。

现代人最缺的，是“不着急”的许可。庙里的时间按自然走，与外界完全不同步。人一进来，身体先松，心才跟着松。

我庙里还做些别的。逢年过节去看望山下的孤寡老人，冬天送些棉衣和米油，夏天在殿前备一缸凉茶。这些事很小。做它们，是因为“齐同慈爱”写在经里，不落到手上，就只是四个字。

2024年，庙里做了一件慢事。把散在四处的瓷片收拢、编目，把一批古籍一张张修补。一座庙若只顾眼前，就对不起它在这里站过的一千多年。

一千多年，这座庙塌了又建，建了又塌，多次重建，始终没有断。我试着找到这里的碑，可惜没有，后来我想通了，其实撑住传统的，往往是那些不需要留下名字的人。

崇道宫与山下的村子连着。村民办丧事，来请道友做科仪；办喜事，也来择个日子。孩子们放暑假跑到殿外玩耍，我们由他们去，但不让进殿，庙里觉得，他们还小，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宗教观还不成熟。

一座庙若与周围的人没有关系，它就只是一组建筑。有了这些往来，它才成为一个地方。

常有人把庙当成博物馆。我不这么看。

博物馆陈列已经结束的东西。庙里的一切还在继续。那些经声、那些茶、那些来来去去的人，每一天都在重新发生。

它是活的！

活的，就可以生长。生长的，总会与别的生命相遇。

三、山与海的缘分

2023年9月，江苏茅山。

第五届国际道教论坛在那里召开，主题是“崇道尚德·与世偕行”。来自3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与学者，500余人，聚在那座道教名山上。

那次论坛上发生了一件大事：世界道教联合会成立。来自不同国家的道教组织，第一次有了一个共同的平台。

也是在茅山，崇道宫与斯洛文尼亚道教协会签署了世界道教联合会“东西道教合作计划”友好单位缔结协议。

那张纸不厚。签约的时候，我并没有预料到后面会发生什么。

斯洛文尼亚道教协会的会长是袁微琪道长，斯洛文尼亚名字Jure Čeh。第一次见面我就觉得这个人有趣。他是斯洛文尼亚人，却已经拜了师父，有一个中文道名，他的宫观叫“太和宫”，在科佩尔，一座濒临亚得里亚海的小城。

一个斯洛文尼亚人，在亚得里亚海边，守着一座用中国文化装修的房子。这本身就值得想一想。

后来熟了，我问过他，是怎么走到这条路上来的。

他的回答很平实。年轻时读过一些东方哲学的书，觉得与自己心里想的很像。后来接触到中国武术，就上武当山，又开始了解道教，就一路走下来，有了自己的修道场所和同行的道友，包括他的妻子。

他的汉语是成年以后学的，现在能读经。

我只见过袁微琪吹箫的样子。那年是2024年，就是我们去斯洛文尼亚他的修道场所里。

当时，我很惊讶！不仅惊讶他的学习能力，还惊讶他对道教音乐的热爱。

人坐得很直，一支洞箫横在手里，眼睛半合。箫声起来，屋子里就静了。那调子叫步虚韵，听着很空灵。

一个斯洛文尼亚人，吹一支中国的箫。我在旁边听着，另外，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东西。我突然觉得慢慢踏实下来，这套东西真的可以离开它的土地，在另一片土壤里活下来。

如今，我还在帮他实现另一个梦想，就是筹建欧洲道教音乐中心。他吹的是箫，我们想做的，是让这一缕道音在欧洲有个安稳的落脚处。

2024年3月，袁微琪道长向我颁发了斯洛文尼亚道教协会“荣誉参事”的聘书。日子选得很好，是农历二月十五，这天是道祖太上老君的圣诞。

同年10月，江西省道教协会组成东欧参访团，应邀出席斯洛文尼亚“国际道学文化日”。李绍华会长和我带团前往。

科佩尔是座不大的城。街道不宽，颜色很自然。海就在几步之外，风里隐隐约约有咸味。我们去时是10月，清晨走在街道里，仿佛能听见树叶落地的声音。傍晚，夕阳照着城堡，金黄金黄的，会让人想起安徒生的童话故事。

10月23日，科佩尔，普利舍仁广场。

斯洛文尼亚太和宫搭起法坛，邀请我们为它开光祈福。那天太和宫站满了人。道乐响起来的时候，我看见人群里有老人，有年轻人，有学者，也有人拿着摄像机和相机，认真的令人感动。他们多数听不懂经文，却站着听完了整场。

仪式结束以后，一位当地大学的学者走过来。他的话翻译过来是这样的：“我听不懂你们念的是什么，但我听完，心里很安静。”

我心里一动。

语言不通，教义未解，可那份安静是真的。那一刻我确认了一件事，“道可以跨过语言”。

那几天还发生了别的事。我被邀请在普里莫尔斯卡大学人文学院做了一场讲座。台下是哲学与宗教学的师生。我讲天人合一，讲人处在整条生态链之中，讲“长而不宰”对这个时代的意义。

课后有几位学生留下来聊了很久。他们的兴趣不在道教的仪式，也不在它的神秘。他们想知道的，是它能不能为今天的世界提供一点不同的思路。

我认为能。

在采列的国际科学大会上，我也被邀请做了一个专题报告。会上多是科学家。我讲的题目是“道教伦理与人工智能”。意思很朴素：“技术问的是‘能不能’，伦理问的是‘该不该’。道教讲‘知止’，知道在哪里停下来。这门古老的学问，在今天反而有了新的用处。”

提问环节很热烈。有人问生态，有人问人的异化，有人问人工智能会不会有“心”。这些问题，很久以前的人问过，今天的人还在问。

那次行程的最后一站，是卢布尔雅那安放玑衡抚辰仪的广场。那是承载刘松龄智慧的广场，也是中斯友谊纪念广场。

三百年前，一个斯洛文尼亚青年从这里出发，向东走到了北京。三百年后，我们从北京的方向来，站在这里。

圆合上了。

我在广场上站了很久。那具复制的玑衡抚辰仪立在广场中央，青铜的颜色，指向天空。

一个斯洛文尼亚人在中国观了半生的星。一个中国人在斯洛文尼亚讲了一堂关于道的课。这两件事隔了三百年，方向相反，我却觉得它们是同一件事。

都是在试图理解这个世界，以及人在其中的位置。

而往来从来是双向的。这些年，袁微琪道长带着妻子袁微恒（斯洛文尼亚名叫Darija）以及太和宫的道友Miha，来崇道宫参加过国际高功学研修；他又分批把道乐团的成员送上囍华山，袁希明（斯洛文尼亚名叫Maj）、阿伦卡Alenka他们在山上住了下来，学诵经，学道教科仪，也学道乐。道音就是这样，出了山门，又从海边回来。

回过头看，茅山那份合约，没有停在纸上。2024年秋，我们把中国道瓷、袁州脱胎漆器，连同袁州麻艺和一幅夏布版画（《嫦娥奔月》），送到了科佩尔；2025年6月，崇道宫又成立崇道公学（国际）道教研究中心，斯洛文尼亚道教协会派出四位研究员，与我们一同整理道教经典。作为世界道教联合会“东西道教合作计划”的首批缔结单位，我们想把“友好”两个字，一年一年，落成看得见的事。

四、道为何能跨越山海

常有朋友问我：“道教是中国的宗教，为什么能在万里之外的欧洲生根？”

我的回答是：“道不设门槛。”

它不要求人换信仰。它请人换一个看法。

世界上不少精神传统，入门先要你承认一套前提。道教不一样。《道德经》开篇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它先把自己的边界划掉了，能说出来的，都不是那个东西。

一个先把定义权交出去的学问，天然是开放的。

它也不排斥他人。一个人可以信道，同时保留自己原本的信仰与生活方式，也可以进道观上香后再去别的地方。道教从不以“唯一”自居。万物的差异是自然的，不必强行统一。

这让它在跨文化的土壤里，显得格外容易亲近。

那么，道究竟讲什么？如果只能用最简单的话说，我愿意分三层：

第一层，人与自然。

道教讲“道法自然”，讲“天人合一”。这四个字近来常被引用，引得多了，意思反而淡了。

它的本意很朴素。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不是自然的主人。人可以做很多事，但不能做尽。

《道德经》里有一句“知止不殆”。知道在哪里停下来，才不会有危险。今天我们能做的事越来越多，愿意停下来的时刻越来越少。生态的问题，气候的问题，追到根子上，都是不肯停的问题。

第二层，人与自己。

道教讲“清静”，讲“见素抱朴，少私寡欲”。

这不是要人过苦日子。它的意思是：人的欲望若永远比需要多出一分，就永远不得安宁。

我见过很多人，拥有的东西越多，心里越乱。他们来山里，什么都不求，只求能安静地坐一会儿。

在山里坐一会儿，能解决什么实际问题呢？什么都解决不了。可问题这东西，看清楚了，往往就不再是问题。心一静，事情还是那些事情，人变了。

第三层，人与他人。

道教讲“上善若水”，讲“齐同慈爱”。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它滋养一切，却不与一切相争。它处在众人都嫌弃的地方，反而离道最近。

这层意思，在今天这个充满对立的世界里，尤其要紧。

2023年茅山论坛闭幕时发表的《茅山宣言》里，有这样一句倡议：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反对冲突对抗，提倡合作共赢。那天在场的，是来自3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大家在一份文件上签下名字，本身就说明了一些问题。

美国道教协会会长至厚（Bernard Shannon）主张大道无国界，全球道徒共守一道，我很认同。

这个主张不是客套。道所指向的那个东西，本来就不属于某一个民族。就像水不属于任何一条河，火不属于任何一块木头。

讲完这三层，我还想补一句。

道能给人什么别的传统不容易给的东西？想来想去，是两个字：“余地。”

道教从不把话说满。它说“道可道，非常道”，说“知者不言”，说“大成若缺”。它给万事万物都留了空。留出来的空，便是余地。

今天的人活得紧。日程排满、关系绷紧、观点对立，谁也不肯给谁留一寸。道教讲的那一点余地，恰好是这个时代最缺的东西。

一个斯洛文尼亚人在亚得里亚海边读《道德经》，他读到的东西，与我在中国宜春囍华山上读到的，会是同一个东西。

这便是道能跨越山海的原因。

结语：以和为归

回到1739年。

那个36岁的斯洛文尼亚人从卢布尔雅那出发，穿过半个欧亚大陆抵达北京。他大概没有想过自己会在那里度过后半生，或者他也没有想到，依照他设计并主持下在遥远的中国完工的新制赤道浑天仪复制品，有朝一日会矗立在他的故乡，作为纪念他的丰碑。

他只是顺着自己相信的东西走下去。

三百年后，我从宜春的山里出发，飞过同样的距离，来到他故乡的海边。我们走的方向相反，走的路程相同。

我时常想，这两趟旅程之间有什么关系。

想来想去，答案很简单，人都想去看看自己相信的东西，在别处是什么样子。

刘松龄（Augustin Ferdinand von Hallerstein）把西方的天文带到中国，是想让中国人看看他所理解的天空。我们把道带到斯洛文尼亚，是想让那里的人看看我们所理解的世界。有来有往，这才叫交流。单方面的给予，那叫输出。

我更愿意用另一个词：分享。

分享的意思，是我把认为好的东西放在桌上，你愿意尝就尝，不愿意也无妨。它不预设你缺什么，也不要求你回赠什么。

交流走到最后，落在人心上。语言可以不通，仪式可以陌生，人心里那些东西却是一样的：希望平安，希望被理解，希望在变动的世界里有一点可以依靠的东西。

人心相通了，别的才好说。

《道德经》里有一句话，我常讲：“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这两句讲的，其实是感受真诚。做事不妄为，教人不靠言语，把真心摆在那里，别人自然感受得到。

中国经典《中庸》里还有一句话：“道不远人。”

道从不把人推开。走远的，从来是人自己。

它就在最日常的地方。在一杯茶里，在一顿饭里，在一次洒扫里，在一个人愿意为另一个人停下来的那一刻里。

人要做的，只是安静下来，然后发现它一直都在。

2023年9月在茅山签下那份合约的时候，我没想过后面会有科佩尔的风、普利舍仁广场的道乐、普里莫尔斯卡那场“天人合一”的理解和采列国际科学大会上关于道教伦理与人工智能的讨论。

现在回头看，那份合约只是一扇门。门后面是一条路，路上会有很多人。

我很庆幸走了出去。也很庆幸，在路的另一端，有人正朝这边走来。

从囍华山到亚得里亚海，八千公里。

三百年，两个方向，一条路。

脚注

• 1作者简历：宋崇道（1974—）：江西省道教协会副会长、宜春市道教协会会长，管理、心理学博士，北马其顿斯科普里都市学院（伦敦都市大学 TNE 合作伙伴）教育领导学荣誉哲学博士。现任国家"十三五"规划文化重点工程《中华续道藏》监委，《中华老学》集刊主编，《江西道教》执行主编；中国宗教学会理事，世界道教联合会"东西道教合作计划"项目执行人，崇道公学（国际）道教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北马其顿欧洲学院（Euro College）荣誉教授，江西师范大学宗教研究所客座教授，宜春学院宗教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出版专著有《道非常道——道家思想之于公司文化创新范式研究》《囍山崇道·学修十年——宜春市崇道宫心丹丛书》（《道爱中国心》《与道有袁》《囍山映道华》《以老学之名》《云上煮茶》），主编《袁州文化旅游丛书》（《游袁汇》《袁州乡俗》《画说袁州》）等，并在《中国宗教》《中国道教》《中华老学》《Edinost in Dialog》等国内外刊物公开发表多篇学术论文。联系方式：itccpa@163.com。